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在它存在的三個月時間里，頒布廢止傳統文化中有悖于民主政治的一些政策法令，以期革新教化，與民更始。他在民元不僅大力宣傳引進外資、技術及人才建設國家社會主義，說將來還要建設大同世界。他還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上大談建設物質文明與道德文明的問題，說“我們道德上文明，外國人是萬萬趕不及我們的。”[7] 他是中國近代最早提出建設兩個文明的思想家，當然是有感而發的。他高度評價中國的道德文明（或稱心性文明、精神文明），與日后稱之為我國固有的舊道德，期待恢復的主張，前后是一致的。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開展護法戰爭，次年失敗后返滬。當時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孫在上海有了一個較為安定的生活環境，于是開始梳理自己的思想，擬制《建國方略》，其中的《孫文學說》部分，又名《心理建設》，他結合歐戰，尤其是俄國革命后的世界大勢，通過闡述其所創獲的“知難行易”學說，總結自己的革命歷程，規劃下一步的革命方向。1919年6月9日他在上海《民國日報》的廣告中稱《孫文學說》一書是“破天荒之學說，救國之良藥”[8]，號召世人重視它。

從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至孫中山去世的六、七年間，這段時間，他在多個場合表述了自己的文化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評價，體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因襲。研究孫中山思想，這些都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孫中山所使用的“因襲”這個術語，實際上與“傳承”是同義詞。他在《孫文學說》里寫道：“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他當然知道《詩·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篇什。既將革命一詞與自己的事業聯系起來，又接受了“維新”的概念，使自己的政治活動合情、合理、合時，即合法化，也就使革命黨與傳統儒學聯為一體，使傳統儒學在近代轉型社會中成為新的載體。有位學者曾明確指出：“在西歷二十年代，孫先生對‘革命’、‘改造’、‘改良’的意義認為是完全一樣的”。[9] 實際上，上述同義詞還應加上“維新”、“改革”兩個。1917年1月1日孫氏在《大阪朝日新聞》上刊出《日中親善之根本意義》一文，內謂“日本的維新乃是中國改革之先聲，中國之改革乃是日本維新之效果。”[10] 革命、維新都是手段，變革中國是目的，所以，1921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便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孫）“是從孔子到現在的中國偉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繼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發生重大的變革，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將推遲六百年”。[11] 基于這種認識，他的政治理論“因襲”中國固有的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他還說：“我輩之三民主義首淵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說。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社會改造本導于程伊川，乃民生主義之先覺。其說民主、尊民生之議論，見之于二程語絲。僅民族主義，我輩于孟子得一暗示，復鑒于近世之世界情勢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義非列寧之糟粕，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存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