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官方猶抱琵琶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民間對日中關系正常化的渴望。想了解日本民眾的熱度，只需瀏覽當時的日本主要報刊即可。不僅是左派的《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連中間派的《日經新聞》和中間偏右的《讀賣新聞》，甚至于極右的《產經新聞》，都對中國的獨立自主精神贊賞有加。《讀賣新聞》還在1973年的《新年社論》這一最重要的體現編輯部觀點的評論中，指出中國在道德建設方面走在了日本前面。日本應該向道德先鋒中國學習。

站在今天的角度，不得不說，當年日本媒體對中國的所謂積極報道，多少有些狂熱的成分。報道與事實的偏差也恰恰體現了政治阻隔下雙方的不了解。另外，日本媒體和民間對中國的吹捧，更像是為了給國力迅速上升的自己打氣鼓勁：日本不僅要成為經濟大國，還要有成為政治大國、道德大國的勇氣和決心。辯證地看，這些熱情洋溢卻與事實頗有出入的報道，反而成了推動正常化的力量。民間積極的對華態勢，給日本政府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而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宣布訪華，成為了壓倒頑固勢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二十多年后，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外交秘書楠田實依然難忘日本外交“被美國背叛”的一刻。1996年3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組織的一次報告會上，楠田回憶了告知佐藤首相基辛格秘密訪華的那一刻。佐藤回答道，“是這樣啊”，便陷入了久久的沉默。用楠田的話說，那一天，日本外交的噩夢成真了。⑧脫離個人回憶的小局觀，尼克松的決定一夜間促成了日本的官民合流。壓力變為動力后，僅僅數月后，新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關系正常化一蹴而就。

對中日關系這一階段做一小結：從表面看，1972年日本邁出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腳步，固然和美國態度的轉變有直接關系。但尼克松的訪華決定，只是強力催化劑而已。真正的推動力量，還是中國領導層以“獨立自主”為共同價值追求，數十年針對日本民眾的攻心戰略，為終究會到來的正常化做足了文章。所以，當田中角榮的飛機在北京降落的一刻，帶給兩國人民的并非驚喜，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成就感。

八十年代：帶雜音的“蜜月期”

談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日關系，學界、媒體界有時會稱之為“蜜月時期”。這個詞匯，生動體現了迎來改革開放的中國和自信心達到頂點的日本，在此時期共同將友好關系推向了新的高度。不過，“蜜月”這一詞，也有誤導誤讀的成分。首先，所謂的“蜜月”時期，中日關系不僅是握手、祝酒和擁抱，一系列爭端也開始出現，如1982年的教科書事件和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八十年代中，中國還爆發了大學生為主導的反日運動。正如美國政治學者AllenS. Whiting所說，此時中國公眾對日的感情天平，已經開始偏向不滿的一端。⑨一項1988年的輿論調查顯示，18%的中國民眾把日本視為威脅。這一數據看似不高。但當時中蘇關系尚未正常化，中越邊境沖突也未完全結束，中國公眾理所當然地把最大的兩個威脅留給了越南和蘇聯。在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的國家中，中國公眾把日本看作最大的威脅。“蜜月”一詞的誤導，可見一斑。倒是日本民眾，只有5%將中國視為威脅。中國對日本的威脅度，排在了蘇聯、朝鮮、美國和韓國之后。而后兩個國家，還是日本名義上的盟友。⑩而今天，不把中國視為威脅的日本人，百分比已經降到了個位數。兩組數據背后，是道不盡的國力興衰、政策更迭和心理驟變，真是恍若隔世。

從軟實力角度講，八十年代也標志著中國對日的“魅力攻勢”有所減弱。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開始在歷史問題上敲打日本。中國高層對日態度漸漸強硬，中國公眾對日疑慮未消，在此背景下八十年代真正的謎不再是什么媒體炒作的“蜜月”，而是為什么日本從官到民依舊保持、甚至提升了對中國的積極印象？

答案恐怕還需要從日本自身尋找。站在今天的角度審視八十年代的日本，會發現這是日本經濟泡沫被吹得最大最絢麗的時刻。很可惜，當時“身在此山中”的日本，根本沒有預料到即將到來的泡沫的破滅和此后綿綿不絕的萎靡。我們或許不該僅僅責備日本領導人沒有預見性。連在當時的美國，也暢銷著一部哈佛大學著名東亞學者傅高義撰寫的《世界第一的日本：帶給美國的教訓》。?不少美國政商學精英，預計日本將超越美國。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不僅是太平洋世紀，更是日本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