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觀焦慮下的現實問題

價值觀的分歧和差異并不是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問題，人類文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探索已經為當今中國社會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框架與價值規范，困擾當下中國發展的不是元認知領域的價值分裂問題，而是實踐領域執行能力的問題。如何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增加發展的和諧性與包容性，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才是當前思想領域多元化表象下的真實訴求。

當前關于普世價值觀的爭論，實質是對“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兩種發展模式的爭論。在提出“華盛頓共識”的威廉姆森看來，由于絕大多數拉美國家長期陷入通貨膨脹、債務危機中，要想擺脫這種長期困難，就應該秉承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思想，實行金融和貿易自由化，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限制，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等，其要義應該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 曾任《時代》周刊編輯的拉莫在《北京共識》一文中將中國的發展模式稱為“北京共識”，其內容包括堅決進行革新和試驗（如中國經濟特區），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如臺灣問題），以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巨額外匯儲備），確保在實現獨立的同時追求增長。拉莫本人堅持認為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以作為一些落后國家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典范。

普世價值觀的問題，從來就不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原則，而是和每個國家的實際發展階段、發展水平、發展成果以及發展代價等問題糾纏在一起。任何價值觀的產生都有它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原因，世界各國可以有共同的價值理想，但不能把價值理想當做價值現實，用普世價值觀剝奪發展權利，忽視價值的各種特殊現實形態。一味強調普世價值觀的一般性，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領域的霸權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華盛頓共識”有其適用的對象和條件，“北京共識”有其自身的國情、社情和黨情，正如我們不能用中國的國情、社情和黨情去要求別的國家一樣，也不能用“華盛頓共識”去否定或者貶低“北京共識”。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自由、民主、平等等源于西方政治譜系的價值準則，其本身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利益的代名詞，如果不顧其產生的具體場景與真實功能，一味盲目引入中國的政治敘事，無疑是政治立場上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現。中國的歷史、文化、民眾與西方價值觀的背景有著很大的不同，這就注定中國在意識形態和民族精神建構上只能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肯定是沒有出路的。

保持定力，重視普世價值觀爭論背后的利益與實踐焦慮，著重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轉型解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增加人民群眾在改革實踐中的獲得感和受益面，拓寬老百姓對中國共產黨信任和支持的基本面，才是在普世價值觀問題上我們應該有的態度。如果過分夸大價值領域的分歧和矛盾，或者以人民群眾思想層面的正常波動為由渲染價值領域的實質對立與斗爭，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和立場，在實踐中都是極其有害的，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