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動員作為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方式，無論是在經濟建設、國防安全、政治穩定，還是危機管理等社會治理之中，都具有著匯聚資源、綜合治理的功能。同時，作為不同歷史階段的一種存在形式，無論曾經還是當下都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與社會動員的內在邏輯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其中，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其涵蓋了未來國家治理的核心制度范疇。而國家治理能力則是指“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從這些概念和內涵的角度看，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與社會動員三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需要現代化的治理能力作為支撐，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需對當前治理能力持續創新和全面提升。而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治理方式，社會動員的現代化將成為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在體現。

傳統的社會動員方式雖然具有顯著的效率優勢，有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同時也存在可能因領導個人意志主導而出現社會動員方向性錯誤及權力失約或濫用等一系列問題。在這種情形下，集中力量辦的“大事”可能非但無益于社會，反而還會帶來嚴重后果，給黨和國家事業造成巨大損失，這在歷史上已有殷鑒。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傳統社會動員方式已難以符合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亟需應時而動、與時俱進，以其自身的現代化來順應時代的變遷。

英、美、法、日等國社會動員的現代化轉型經驗

從國際經驗來看，社會動員也是一種為各國普遍運用的國家治理方式，尤其是在英、法、美、日等現代化國家中，社會動員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高，從而有效避免了傳統社會動員的弊端，這些國家以其不同的理論和實踐為中國社會動員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鏡鑒。

西方現代民主國家對待社會動員這種治理手段的態度慎之又慎。由國家和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動員需要強有力的集權來推動，一旦社會動員成為政府用得“稱手”的工具，其帶來的后果必然是國家行政權力擴張而難以約束，進而可能會造成對公民權利的直接威脅。出于民主國家防范權力濫用的制度傳統，英美等國通過法律對社會動員的適用范圍進行慎重劃定，以將社會動員的實施范圍嚴格限定在特定的緊急狀態下。

在美國，社會動員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治理手段，同樣是以法制化的方式來加以規范。如在9·11之后，波斯納父子（Richard A. Posner，Eric A. Posner）雖然探討了緊急狀態下憲法權利向行政權力讓步的理論，賦予了總統以懸置憲法集中權力應急的合法性，但國家層面上社會動員的實施始終是以《國家緊急框架》為指導，該框架從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體系、政策和實踐領域等方面為應急中的動員提供了依據。在優良的法治傳統和法治環境下，社會動員主體多元化，且皆遵循法律制度規范運作，社會動員并不以少數領袖人物的意志為轉移，因而行政權力僅是其部分動力源。

在法國，則注重以頂層設計的方式來形成社會動員的政策及行動計劃，以統一協調社會動員的力量。近年來，法國的社會動員主要體現動員全社會力量、匯聚資源用于加強環保上，從而構建了一個由國家、企業、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以及民眾多方參加的環境政策研究體系，并在2007年底以前制訂出了切實可行的全國保護環境行動計劃。頂層設計的方式使得社會動員協調工作得到有力保障，并得以有序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