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實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重在用制度管住決策和用人兩件大事，管住決策權和用人權這兩個重點。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著力解決用人中的腐敗問題，目前已初見成效，特別是今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的頒布，昭示著把用人權關進制度籠子已邁出了實實在在的步伐。當前，建立和完善領導干部決策責任終身制則是旨在把決策權關進制度籠子里的有益嘗試，這其中又特別強調決策失誤責任要終身追究，更加注重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長期性，更加注重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

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

近些年來，媒體頻頻報道許多地方反復出現決策失誤的現象。2009年，某市耗費上千萬元的14個快速公交系統站點建好后，又決定不予開通，成為城市主干道上的擺設。某個只有13萬人口的貧困小縣，全縣財政收入僅有3000萬元左右，只因1998年某領導一句“這里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妨礙經濟發展，不如選一個地理位置稍微好點兒的地方建新區”，縣里就匆匆忙忙做了一個耗費61億元巨資的縣城搬遷計劃。1998年至2008年，由于資金不能到位，搬遷計劃未能審批通過，浪費了10年的寶貴時間和上億元的資金，留下了一大批違規建筑。①如此報道，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這些決策失誤的現象，常常被冠以“短命建筑”、“馬路拉鏈”、“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和“敗家工程”等名號，其共同特點是一次性財政投入巨大但留下來的多是不同形式的爛攤子。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在“七五”至“九五”期間，中國的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由決策失誤造成的資金浪費約4000億到5000億元。按照全社會投資成功率70%計，每年因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損失在1200億元。另據媒體透露，2004年在對10家央企原領導人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報告中，有兩個對比數字耐人尋味：經濟犯罪涉及金額共16億元，決策失誤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損失為145億元。對比之下，決策性失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往往比腐敗嚴重得多。②但社會普遍對經濟犯罪和貪污腐敗問題的關注有余，而對決策失誤關注遠遠不夠。實際上，與貪污腐敗相比，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如果說貪污腐敗污染的是河水，那決策失誤污染的則是源頭。之所以說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主要是因為決策失誤的影響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是決策失誤影響的間接性，容易為社會所寬容。在實際工作中，因為決策失誤大多影響具有間接性，比如，媒體紛紛報道的“短命建筑”問題，一般不會對社會大眾的利益造成直接影響，因而既容易為社會所寬容，又容易為相關上級部門所理解。“改革嘛！總是要交學費的，這位同志的出發點還是好的，就是考慮不夠周全。”如果是某些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的原因導致決策失誤，還可能借“階級敵人過于狡猾”之名逃避責任。二是決策失誤影響的隱蔽性，容易為社會所忽略。因為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和成本通常是通過財政支出來承擔，雖然財政收入是社會大眾納稅而來的，這就使得決策失誤的影響更為隱蔽，不容易為大家所察覺。或者即使察覺，但由于集體行動邏輯的原因，即決策失誤成本由社會大眾分散來承擔，從而導致難以形成集體行動追究決策失誤的責任。三是決策失誤影響的根本性，事關政府公信力和國家發展。從短期來說，公共政策事關社會大眾接受公共服務的便利程度，如城市交通、社會保障等；從長期來說，公共政策往往事關一個地區的長遠發展和戰略利益，決策失誤導致的不僅僅是直接的經濟損失，更是發展機遇的喪失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一些地方干部在關于決策失誤的調查中表示：“在地區發展中選擇有悖科學發展的模式，不僅給地方埋下生態環境和粗放發展的禍根，損害人民群眾身心健康，還使地方喪失寶貴的發展機遇。”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