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關鍵性的制度調整尚沒有完成，導致腐敗的根源沒有被完全鏟除，吞噬了民眾的信心。由于我國首先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則采取了穩步推進的方式，政治權力并未完全退出，仍然盤踞在不少經濟領域。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為某些腐敗分子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提供了空間，導致當前社會腐敗丑聞不斷。腐敗分子往往是大權在握的黨員領導干部，從而不可避免地損害了黨的聲譽，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對國家未來的信心。
第三，制度轉型期間形成的制度錯位和缺位，導致有嚴重社會影響的安全事件和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容易引起民眾認識的混亂。最近一些年來，由于監管不力、制度缺乏等原因，出現了“三聚氰胺”、蘇丹紅、速生雞、塑化劑等食品安全事件，出現了“樓脆脆”等在建樓盤倒塌事件，更出現過新建不久的橋梁垮塌事件，還出現了“黑磚窯”事件。除了食品安全、生產安全事件之外，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爆發更沖擊人們的信心。
第四，現代社會的政治信任是一種有限信任。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政府面臨的公共管理問題越來越復雜，突發事件更是對政府管理的巨大挑戰，容易引起民眾的不滿，引發政府信任危機;改革開放以來，公民意識的覺醒、公民在事件中角色的差異、個人期望的變化都可能導致對政府績效評價的差異。另外，互聯網社會、快餐文化的形成，導致公眾對政府往往是感性信任而不是理性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些變化，則會導致公眾信任的下降，這可能會表現為公眾的制度自信不足。
現階段我國民眾社會焦慮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制度自信不足，這是在當前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其所表達的政治不信任，大多沒有特別的政治惡意。有研究發現，我國當前的政治不信任的特點是：公眾對上級黨政部門的信任要超過對基層和地方黨政部門的信任，且黨政部門的級別越高其所獲得的信任度越高，對中央的信任度最高，群眾往往擔心中央的政策在下面執行的時候走了樣。這說明民眾對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還是信任的。民眾的政治不信任在表達上尚處于可控范圍，因此，對于民眾表達政治不信任，我們不能漠視，但也不能恐慌，應理性對待。應該認識到，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利益格局被打破，在構建和諧均衡利益新格局之前，格局調整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協調、不穩定、不平衡的過程，從而引起人們對改革前景的迷茫，這是難以避免的現象。從政治信任的角度來講，只有不斷推進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立制度信任，才能使人們對未來有一個穩定而樂觀的預期，提升人們的制度自信。
注釋
1 Mathew R. Cleargy and Susan C. Stokes. Democracy and the Culture of Skepticism: Political trust in Argentina and Mexico,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p.14.
2 [美]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冊)，劉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96頁。
3 [英] 莫舍·盧因：《蘇聯經濟論戰中的政治潛流——從布哈林到現代改革派》，倪孝銓等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3年，第71頁。
4 上官酒瑞：“從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5期。
5 上官酒瑞：“靠單純經濟增長贏得的政治信任是短命的”，《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0日。
6 張康之、李傳軍：《行政倫理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07～414頁。
7 上官酒瑞：“中國政治信任的現狀及其風險”，《理論與改革》，2011年第5期。
8 郝宇青、時曉建：“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政治信任的狀況考察”，《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
9 [美] 馬克·沃倫：《民主與信任》，吳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71～72頁。
10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頁。
On the Collapse of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Lessons for China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Wang Mingjin
Abstrac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es as a result of its people's loss of faith in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won people's support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social angst also widely appeared alongside the economic take-off. In China, establishing public confidence can only be done by deepening reform, and throug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trust to modern political trust can be brought about. With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distrust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 and factors promo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ealth will appear. In consequence, public confidence could increase and society could develop in a stable and orderly manner.
Keywords: public confidenc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political trust, reform, confidence in political system
【作者簡介】
王明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研究方向：歐洲一體化、政黨政治、中國對外關系。
主要著作：《聯合背景下的跨國政黨》、《大國安全觀比較》、《國際戰略學》、《政黨政治視角下的歐洲一體化》、《政黨與政黨體制》(譯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