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0日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實施三孩生育政策。”顯然，提倡適齡生育是對晚婚晚育的修正，無疑多孩生育是需要時間機遇和生育間隔的，所以初育年齡提前非常重要。數據顯示，我國平均初婚初育時間在不斷推后，這是人口-社會系統轉變的必然產物。1990年中國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齡分別為21.6歲和23.8歲，2018年則上升至26.3歲和27.5歲，分別延遲4.7歲和3.7歲。不爭的事實是，更晚婚更晚育是一種難以阻擋的大趨勢，人口少子化會進一步加劇。至少在婚育文化的層面上，我國長期以來提倡晚婚晚育、計劃生育的口號顯然不合時宜了，而是須與時俱進，及時回應生育率低迷、出生人口萎縮的新挑戰。

《決定》又進一步指出：“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鼓勵夫妻共擔育兒責任，破除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構建新型婚育文化。”適齡婚育對個體來說是非常多樣化的個性選擇，從以往經驗看，更晚婚更晚育是一種普遍化的選擇，但對身處低生育困境的國家而言，符合法定結婚年齡的早婚早育無疑是更好更受歡迎的選擇。

新型婚育文化的內涵包括：

其一，適齡婚育，在合適的法定年齡結婚和生育，不要錯過生育的最佳時機或者利好的時間窗口，醫學提供的依據是黃金生育年齡段為20-34歲。毫無疑問，越是晚婚晚育，就必然越是少生少育，基本上是0-1孩生育。但這么低的生育水平卻不符合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要求。家庭多樣化的生育選擇最好接近社會打造平均二孩的“合適之家”這樣的生育愿景。

其二，自主生育，無論是生育一個、兩個還是三個以及生育間隔都是悉聽尊便的自主自由的選擇權利，提倡負責的家庭計劃和適度生育，公共機構不得干預生育的私權但可以給予人文關懷和科學指導。既不懲罰少生也不強迫多生，這是低生育時代鼓勵生育需要堅守的一個底線原則。

其三，優化生育，低生育時代的生育行為不再是家庭或者個人的私事，而是同時具備人口再生產的社會屬性，因此強化國家、社會和政府指導和保障生育的權力和責任是理所當然的。優化生育的題中應有之義是逐步使超低生育率向更替水平生育率回歸。換言之，生育率不是常量，中國需要實現的是“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抑或“準更替水平生育率”，這才是在嚴峻現實條件約束下的適度生育水平。

其四，不提倡不婚不育和丁克文化，減少甚至杜絕人工流產和大月份墮胎現象，深度倡導生命關懷和開展因果教育。國家和政府應打造青少年人口安全的性與生殖健康的家庭-學校-社會教育體系和環境支持。

生育具有二重性，包括了內部性和外部性，既是家事又是國事。生育是二亦是一，實乃“國之大者”。在低生育時代，生育的社會價值凸顯，生育的家庭價值包括了天倫之樂、抵御風險、傳宗接代和養老送終，生育的社會價值包括了人力人才供給和人口紅利貢獻。在低生育時代，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青少年人口赤字等問題，因而國家、社會和政府的責任相對加重。國家承擔的生育責任包括了很多方面，既包括了經濟責任，也包括非經濟責任；包括婚育文化的引領，婚育友好環境的塑造乃至提供社會福利保障。家庭要倡導適度生育，即適齡、適時、適量的生育；國家、社會和政府要提供優生優育的支持條件，降低婚嫁、生育、養育和教育平均的社會成本，使得普通家庭和年輕夫婦都能結得起婚，養得起孩，育得好孩，而無后顧之憂，使得生兒育女成為家國同樂的甜蜜事業。

在人口新時代，中國須打造生育責任倫理共同體來達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共識，眾志成城，以舉國之力來應對低生育危機和挑戰。生育責任應由家國共擔，生育責任包括生、養、教三育成本的支付，優生優育的環境支持以及生育福利的社會共享，特別是國家、社會和政府要在非經濟生育成本方面給予有生育愿望和行動的夫婦和家庭強力的支持，例如建設0-3歲惠民托幼公共服務體系，適當延長產假制度，提倡性別正義消除企事業單位對女性就業以及職場發展的性別歧視，等等。

一言以蔽之，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是社會生存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人口、國土與文化構成了文明的三大要素。實現提振生育率為核心的人口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