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喬任梁的死因為什么不應該被大張旗鼓地探討

死亡是一項莊重的隱私。作為人類，我們應該本能地理解這個道理。但很多時候，我們把他人的死亡當做了娛樂的戲碼。

在喬任梁的死訊在被坐實之前，人們就開始影影焯焯地琢磨他的死因，帶著一副擠眉弄眼的訕笑和不懷好意的揣度。殘忍一些講，如果不是那個SM失控致死的傳聞，以喬任梁在娛樂圈的名氣，不至于刷屏至如此的地步。人們并非關心一個小明星的生死，更多的不過是關心死者生前的咸腥。之前，王寶強和馬蓉的事件不過是一樁離婚，而這一次牽涉了古怪的性愛和真實的死亡，在這個強刺激的時代里，這也足以算得上一頓重口味的餐點。

同性、SM、導演和演員的潛規則、性與暴力，即便放諸普通人身上，這一切也早已會激發出無限的閑言碎語，更何況這些傳聞被安置在一個娛樂圈人士的身上。這暗合著大眾對娛樂圈混亂私生活的想象。在普羅大眾對娛樂圈的偏見里，那個圈子注定充斥著諸多不堪與淪喪，人們樂于相信很多極端個例化的新聞代表著普遍意義上的娛樂圈生態。任何一點牽涉背德的事件，都會被人們不遺余力地放大，似乎這些都是莊嚴的證據。其實，我們仔細想想就能明白，有那么多鏡頭隨時監督和檢視的娛樂圈，要比那些根本不可能被敞視的圈子，干凈得多。但人們不這樣去想問題。

任何一種死亡都沉悶而殘酷，即便是自我解脫的那一種，也無法撣落絕望的塵土。所以，轉而討論臥室里的咸腥和粉紅，遠比討論死亡本身討巧得多。但這看似輕飄的談論卻殘忍又沉重。很多人把這次死亡當做了一幀戲劇，一幕故事，一番談資。

很多人覺得，明星意味著某種程度上對個人隱私權的讓渡。但那是在他們從業的階段中。而死亡不屬于娛樂表演系統中的一環。而怎樣的死亡可以被納入公共討論，怎樣的死亡需要用沉默以示尊重。這牽涉教養也牽涉常識。

首先，喬任梁的死亡并不牽涉任何公共利益。換句話說，他不是與公共事務有關的位高權重的人物，他的生死是個人私域，并不影響他人利益，所以，他的死因也好，真相也罷，不屬于需要被探究的領域，反而應該被有效地保護。如果一個普通公民一生的終點都可以被大張旗鼓地敞視，被街頭巷議訕笑，這本身是嚴重的精神暴力。第二，他的死因即便真的與性相關，也同樣不應該被指指戳戳。無論是抑郁癥的自決，還是某種失控的性游戲，無論哪種，都是一個成年人的自我選擇。即便是一場災難性的SM，那有怎樣？法律機構判斷對方牽涉刑責就擔責，如果沒有，就單純是一樁意外的悲劇。這完全是一件私事，一件悲傷的私事，這本質上和在家里烹飪，不小心用刀傷到了動脈致死又有什么區別？SM不過是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在性行為上的偏好和選擇，這不應該被指摘和嘲諷，更不應該成為某種道德腐化或者精神墮落的證據。

喬任梁的死亡不像某些權勢人物的死亡，攜帶著無盡的秘密，那需要被公諸于世，因為那與我們每個人的利益有關，他的死亡甚至也不像北京野生動物園里被老虎咬死的那位女士，因為這根本無法喚起對某一項公共規則的探討。無論從哪一個向度上講，喬任梁的死亡都應該被更加審慎地對待。他的離去會讓親近的人感到悲傷和震驚，但他生前的私密生活不應該成為食腐動物的養料來源。除非有事實證明，他的死亡與整個社會的重大關切相關。

在很多人心里，娛樂圈是一個整體意義上的道德墮落共同體，其中混雜著無盡的淫欲、毒品、交易和放浪形骸，這個圈子中明晃晃的顏值、金錢和名聲共同鼓動著風帆，讓人們馳騁一切想象。即便人們也都知道，那些爆出的有關毒品，嫖娼和婚變以及潛規則的新聞都是少數中的少數，但這不可避免地被編織進了放大效應。似乎，混亂與失德就是這個圈子的本性。所以，在對喬任梁死因的揣度和傳言當中，融入了太多沒有明說的、殘忍的內容，在很多人的語氣中，似乎如若他真的死于SM游戲，就死有余辜？更何況，在娛樂圈譜系中，喬任梁并不屬于大紅大紫的那一層，很多人都憤憤地推測，這個層級的明星都如此混亂不堪，那些當紅者又當如何？在他們心中，首先浮現的并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的死亡，而是自己混亂三觀和道德焦慮的投射。

如果我們對于死亡可以如此缺乏敬意，那么我們對待生命和生活的態度也可想而知。我們對于那些本該凝視的公共利益選擇了視而不見，反而對一個普通公民的死亡近乎惡毒的調侃。窺私是本性，但以此之名作為借口肆意傷害他人，這本身近乎險惡。即便身處娛樂圈，一個人的死亡也不應該成為娛樂工業的一環，那是他真實生命中的特殊一刻，而不是他演藝生涯中塑造的一瞬。搞不清這二者區別的人，應該檢視自己的道德，而不是對著他人的私生活指指戳戳。這次突發的事件至少讓我們看清了一點，我們對于死亡真的缺乏一種具備道德感和尊嚴意識的認識方式。

作者楊時旸，專欄作家，影評人，《中國新聞周刊》主筆，豆瓣ID：frozenmoon。著有《并沒有如愿以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