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規”征收多，依“法”征收少——目前我國稅收體系中，大量稅收項目是由政府的行政法規決定的，而不是由全國人大立法賦予政府收稅權。據統計，在我國目前現行的18個有效稅種中，只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有全國人大的專門立法，其他15個稅收項目，包括稅基很大的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都是以國務院制定的暫行條例作為開征依據。

政府作為收稅機關，自行決定收稅項目，這自然很容易引起其加稅沖動。政府“三公消費”成為天文數字，就與政府的錢來得太容易直接相關。這種狀況早已引起民眾非議，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劇作家趙冬苓曾經聯合31位代表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訂暫行條例的議案》。也許是由于趙冬苓不是經濟界的專業人士，這個議案雖然在當時引起輿論關注，但會議結束后卻未引起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在此次全國兩會上，這位代表表示她依然計劃就“稅收法定”提交議案。

推動社會進步，就是需要人大代表有這種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精神。向政府繳稅是民眾所應該承擔的一項法律義務，但也正因為如此，確定稅收的權力應該來自民眾，在我國則是由代表民眾意志的全國人大來確定稅收項目。當然，由全國人大授權給國務院等行政機關以部門法規的形式來開征某一項稅收也是可以的，我國在1984、1985年曾由全國人大向國務院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立法授權，其中1984年的授權已經在2009年終止，但1985年的授權尚未收回。就當時來說，由于人大的立法條件還不成熟，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不能長期等待，因此由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向政府授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情況是，“暫行條例”蓋過了正規的稅收法律，這種情況就非常不正常了。有統計表明，目前由國務院及財稅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稅收行政法規有30部，另外還有約50部稅收行政規章以及超過5500部的稅收通告。它們的一個直接結果便是在壯大了政府權力的同時導致民眾和企業承受了過高的稅負，制約了民眾的財富積累，制約了他們的消費能力，自然也制約了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

政府自己立條例，自己收費，使稅收有了很大的隨意性，一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員，每當需要開展什么工作，隨口而出的便是要求開征什么稅，甚至可以不經討論，由部門領導隨意確定稅率。比如，面對房價過高，民眾要求政府通過調控來降低房價的要求，政府無視土地出讓對構成房價的重要因素，也無視在房屋銷售過程中政府已經征收繁雜的稅收的事實，不是想辦法從這些方面改革以達到降低房價的目標，而是馬上想到了開征房產稅。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的原則，這與一年來國務院積極推進的簡政放權的精神是一致的。簡政放權，就是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割舍掉政府的固有利益，讓受到政府權力遏制的市場活力釋放出來。政府擁有過多的稅收立法權，這只會強化政府的固有利益，對全面深化改革起到拖后腿的作用。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推進，人大立法制度已經基本完善，因此，全國人大收回給予政府的稅收立法授權已經是時候了。一些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稅收行政法規應該由全國人大轉化為正式的法律，而一些由政府濫用授權隨意開設的稅收項目則應該及時廢止。在這同時還應規定，以后政府再也不能不經全國人大討論同意就開設新的稅收項目，必須納入到“稅收法定”的框架之內，在全國人大制定出法律以后才能開征。